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

二十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的演进紧密相关的。它以1949年和1978年为界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年之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引入、传播经过辩驳和论争到最终成为国家主导形态的哲学的时期。（二）1949—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表现为阐释、宣传和普及，是它在全国“凯歌挺进的时期”（列宁语）。（三）1978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左”的束缚。较前两个阶段，取得了长足进展，大量成果涌现，成为本世纪最为繁荣的时期。

一个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结束了近代中国一百余年精神世界的混乱和失范状态，承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道统”序列。自古以来，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思想观念内核，每一时代都有一种哲学观念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着统摄、规范、引导作用，从精神观念上维系着该社会的正常运行。中国哲学经历了秦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等哲学观念的嬗变，正是在这些不同形态的哲学观念前后相续、彼此联结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得以维系。但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国力衰微，积弊丛生，中国传统哲学统摄中国精神世界的能力也失去效准。各种思潮遂纷涌而至。只有到本世纪，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使其中国化，才使这一局面根本改观。

其二，体现出哲学从书斋走向社会、从学者普及到民众、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强烈意向。二十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注重的是哲学的宣传、普及与应用。毛泽东的哲学观有力地支撑了这一意向与行为。他始终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方法”，一种认识论；认为离开具体工作，哲学便无用武之地。他还破除了对哲学的神秘主义态度，认为“不要把哲学看得太难和那么神秘，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应当“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斋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锐利武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87页）。这充分反映了在复杂的社会变革中理论武器的特殊作用以及人们对它的渴求程度。当抽象的哲学理论被运用到具体工作中时，人们朴素的哲学意识也容易培养或激发出来。而近二十年来在元哲学理论影响式微的情况下，应用哲学诸如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应运而生，也可看作是五、六十年代哲学普及的余绪。

其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普适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学说，能否真正中国化，在本世纪上半叶一直受到质疑。其实，这种观点是一种研究问题时的机械论观点，它低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超越性。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国度，但由于融合了世界历史与文明发展的成果，科学地把握了社会演进的趋势，因而更是一种“世界哲学”。这种形态的哲学必然要超越欧洲，“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之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就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土化缘于两种位移的合力：一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较之其它理论形态她更拥有成为“理论武器”的现实条件；二是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朴素辩证法与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提供了二者融通、契合的内在可能。